儒家思想體系包容並蓄釋道二教思想，使其產生了以儒為主，釋道為輔的華夏文化格局。故此，博大精深的華夏文化在儒、釋、道三教互滲、互補及互通的影響和熏陶下，得以在華夏民族心中形成一股生生不息的向心力與凝聚力。
三教合一的宗教形態，不但使華夏文化的宗教底蘊變得更為豐厚，更可使其發展在高度統一儒、釋、道三教倫理道德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達到華夏思想文化的巔峰。
單就理論而言，儒家所提倡的倫理學說，確實有值得稱道之處，但在實踐方面，卻顯得空泛且缺乏說服力。試想一下，基於社會規範和根據個人喜好所作出的道德判斷，怎麽可能符合是非善惡的終極標準呢？只有超越世俗規範，且淩駕於人為標準之上的無上存在，其所制定的道德終極標準，才算是理想的道德規範。為了使其道德規範得以廣泛傳播，且植根於個人的信仰、良知和靈魂之中，其必須擁有一套遏惡揚善的依憑準則，由此為實際的道德行為奠下基礎。而這套依憑準則乃是以這位引導人類積極向善的無上存在所傳達的旨意為準。然而，道德終極標準不是指這位無上存在的意誌，而是其理性智慧。因此，祂的道德終極標準，才是人類一切法律和道德的源泉和根基。人，一旦背離依祂標準而制定的法律和道德不僅不完美，而且還會與祂的旨意背道而馳。這套種完美的倫理道德準則或糾錯機制不但能與基督教的單一主神論之世界觀相吻合，且可用於實際操作。
聖經在《羅馬書》2章14-16節闡述了這個統一全人類的事實：
“（沒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順著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他們顯明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裡，他們的良心一同作證——他們的內心掙紮，有時自責，有時為自己辯護。在那日，神要藉著基督耶穌按照我所傳的福音，審判人隱藏的事。”
一直以來，儒家在其思想體系當中，對神存在與否，不但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更將之視為一個籠統模糊的概念。同時，借“天意”或其他相似的概念，如“太極”、“天命”等，引申為非人力所能及的自然規律。無論如何，脫胎於道家思想的“儒家天道論”，其思想實際上亦結合了至聖孔子對於天道的認識。至聖孔子亦在其論述中提及其只不過是天道的傳播者而非創始者。
至聖孔子將其自身視為禮教的改革者，這是因為至聖孔子認為，只有恢復周朝崇禮尚樂的生活方式，且在 “禮教”的管理下，才能使當時混亂不安的政局得以安定，並有利於當時的中國形成一種和平有序的狀態。
雖然至聖孔子主張“恢復周禮”，但同時其對神道或超然存在的態度，總體上可以說是“敬而遠之”。與此同時，為了避免儒家思想和當時社會的宗教信仰產生明顯的沖突，遂其采用折中的手段，以神妙變化的“天道論”取代“神道設教”的原始教義，對華夏民族進行教化，並逐漸淡化其宗教觀念。盡管如此，身為經驗主義者的至聖孔子，仍未能完全抹去玄學思想痕跡。因此，在華夏文化裏，仍保留祭祖的傳統習俗，以及和自然主義視死亡為生命的終點不同的是，其盛行“前世命定今生禍福”的宿命論。
至聖孔子在論及祭祖的傳統習俗方面，強調“祭如在”，意即透過祭祖儀式，表達對先人的思念與尊敬。同時，祭祖也是傳統儒家孝道，慎終追遠的表達。可惜，時下的祭祖儀式在佛道二教的影響下，宗教功能逐漸突顯，使得祭祖初衷早已被本末倒置了。
然而，讓人覺得匪夷所思的是，一個不是依靠至高存在使用其無邊神力所創造和無量神智所維持的往生觀念如何得以具象化呢？此外，只有當無上存在的靈觸摸到我們屬人的心靈時，祂的靈性之光才會在我們心中燃燒起來，並讓我們看清往生去向，這才是一個理所當然的認知。
《詩篇》19章1-4節已經明確解釋，上帝早已通過潛藏在我們靈魂深處，以及能協助我們明辨是非善惡的道德指南針，向我們彰顯其真善美的本質。盡管如此，祂也曾親自訓示過我們，同時也通過耶穌基督和聖經，協助我們摒棄迷信式的祭祖儀式和擺脫傳統的桎梏。
盡管儒士皆視無聲無色的天道為終極本源與律令，但讓人覺得荒謬的是，把我們的生命托付給無聲無息的天道，又怎麽能讓自身感覺踏實心安呢？如果流行不息的至誠天道真的如同儒家經典所論述般是我們所看不到、摸不到、聞不到的宇宙法則？那麽請試想一下，我們又怎麽能從這個無形無聲且不以實體方式而存在的法則處，感受和接受到祂的心思呢？
事實上，盡管上帝保持著沈默，但祂卻已不著痕跡地向我們顯示了其真善美的本質及旨意。在尋求上帝旨意的過程中，祂不曾迷惑或為難我們，因為祂不會讓我們獨自面對這個世界。因此，祂會引導我們在信仰之路上邁出第一步，而這一步乃是回應上帝藉耶穌基督所給予我們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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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聖孔子所提出的“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乃是儒家所設計和追求的和諧社會之最高境界。這個理想社會的其中一些特征包括：其一、在政治上，“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其二，社會的生產資料與勞動成果都為全社會共有；其三、人們真正的以“和諧”、“博愛”的精神來處理相互的關系，人與人之間互助互利，人人平等，不存在高低貴賤的等級制度。其四，大同社會沒有爾虞我詐，社會秩序安寧，人們過著太平安逸的生活，沒有暴亂與戰爭等等。很顯然，《禮運篇》中的“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理想，即使是在當前的社會發展條件下，仍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道德理想。
縱觀人類發展史，屢禁不絕的貪汙腐敗、戰爭沖突及惡行邪僻從不曾在歷史的舞臺上落幕，且人們亦不曾想過從這種自我毀滅的迷幻中清醒過來。而借著福音所宣揚的人倫道德，至今則仍然只是紙上談兵，未曾得以有效落實。這是因為一直以來，人類的心智始終都被黑暗所蒙蔽，導致其不斷錯過和上帝進行交流的機會。
至聖孔子認為人和動物不同之處在於，人有向善的本性。而亞聖孟子所提出的《人性向善論》則進一步指出，人性本善，以及具有向善的一面。他認為人們只需讓“善的萌芽”自內而發，並通過一系列的“盡心”、“養性”、“思誠”的功夫，反求諸己，終成善人。與亞聖孟子過於理想化的學說不同的是，荀子則主張人性本惡，他認為人性中的善是環境影響的結果，是表面的偽裝。這或許是因為荀子看清了人性在封建社會中所存在的醜惡的一面，方才提出的主張。
回顧人類文明發展史，倫理道德的發展不但始終在原地踏步，且有日漸式微之勢。此外，上世紀更被公認為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最血腥動蕩的一個世紀，因為20世紀曾發生多次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甚至是種族滅絕。實際上，在華夏文明發展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也曾上演過一段段充滿血腥和殘酷的歷史。遠的不說，中國在過去的數十年間，為了在全國全面落實和貫徹馬克思思想和共產主義，他們被迫以殘酷的戰爭手段解決思想意識的紛爭，卻始終未能建立起一個人類孜孜以求的理想國度 – 烏托邦。
不論是周朝禮教或儒家思想、道家思想、道教和佛教信仰仿佛就像是一顆璀璨的流星，在漫長的華夏三千年歷史長河中曇花一現，但卻未能對華夏發展史產生源遠流長的影響，以及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聖經也曾明確述及，盡管人類的外形與上帝相似，其內心亦存在隱匿於善良之下的陰影或黑暗，但是在道德上存在瑕疵的人類，總是抵抗不住邪惡的誘惑。好處與樂趣往往是人類在追求理想過程中優選關註的重點。關於這點，如早前所述般，這一切卻絕不是在追求人生真諦和尋求生命本質的過程中所該關註的重點。
至聖孔子認為，抑制邪惡的內在動力就是“仁”。因此，其在其思想核心“仁”裏強調：(1)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實，這是一種自我否定的行為。這是因為一個需要經過指導，方才會懂得如何去關愛他人的人，又怎麽能領略到圓滿生命的真諦呢？即使亞聖孟子也承認，持有這種念頭的人，其思想會逐漸墮入或傾向於黑暗。
令人覺得諷刺的是，至聖孔子自身也承認，他從未遇過任何一個領悟圓滿生命之真諦的人，甚至連他自身也不曾體會過這種完美無缺的感覺，這也是導致 (2) 其婚姻失敗，最終落得離婚下場。連如此一個被其追隨者們所崇拜的聖人都無法領略到這種玄之又玄的感覺，又怎能將其所悟之伦理道德轉變為解決社會糾紛的依憑準則呢？
其實，聖經裏也有記載著一些相似且由一群堅守基督信仰及積極宣揚基督教義的聖賢所犯下的失敗案例，其中包括聖徒保羅，他在《羅馬書》7章21-25節，詳述了他掙紮於善惡之間的經歷：
“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行善的時候，就有惡纏著我。因為按著我裡面的人，我喜歡神的律，但我出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內心的律交戰，把我擄去，使我附從那肢體中罪的律。我真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必死的身體呢？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
這樣看來，一方面，我內心順服神的律，另一方面，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聖經已經明確表示，人類是不可能依靠自身達到道德終極標準的。但同時聖經卻為我們捎來一份希望，那就是上帝能讓這一切成為可能。只有在全心全意相信和接受上帝所賜予我們的恩賜，並在祂的面前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且祈求祂能夠赦免我們過去因為不認識上帝所犯下褻瀆祂的罪行，並與祂重新締結盟約的情況下，才能與上帝同在及共享真正的和平與安寧。
而在重新和上帝締結盟約的過程中，耶穌基督成為上帝和人類之間最理想的溝通橋梁，因為在道德上達到完美無缺之境界的耶穌基督，就像是謙謙君子或神人般被視作為正義或道義化身的祂，能讓我們通過屬靈重生的過程重獲新生且擁有如同信行法師所說的神性。同時，使我們得以與上帝共享永恒的幸福。
當我們和上帝締結及堅守這份重要的盟約時，上帝已為我們打開通往天國的門扉，並讓我們得以進入生命的最後歸宿——上帝的世界。同時祂也使我們永離地獄。一旦我們犯下背德的罪孽且心生愧疚時，祂會把我們扔進地獄，承受永恆的煎熬，且與祂永遠隔絕。
最後，如同《以賽亞書》11章6-9節和2章2-4節所記載般，當彌賽亞再臨人間，帶領上帝的所有子民進入千年王國和“新天新地”的天國時，也會使世界恢復到它的初始秩序。
儒家思想所提出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可說是千百年來華夏民族的理想。從至聖孔子設想通過禮治，構架社會治理秩序的“大同”社會，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再到康有為的“大同”思想，無一不反映出華夏民族對於大同社會理想的期盼和希冀，但這些設想和藍圖最終都以失敗告終。至聖孔子就像過往的哲人聖賢般，致力於通過理論思維和哲學思考去追求生命真理，使生命獲得最大的幸福。他的做法和當代醉心於研究、分析、探索與預測人類當前和未來社會的種種疑難雜癥之心理分析學家或社會學家同出一轍。當然，我們也比古人更擅長處理社會上的各種弊病和問題。我們可以通過建立全新的宗教信仰、開創嶄新的生活理念和研發出更有效的鎮靜藥物作為替代方案，用以解決這些弊病和問題。但這些治標不治本且帶有哲學性質/宗教色彩的自我激勵計劃或所謂的“萬應靈藥”，對於那些渴求尋找到生命真諦的人們而言，不但會使其心智陷入混亂，甚至變得更加苦不堪言。
迄今為止，盡管世上有為數不少渴求了解生命意義和尋覓人生真諦的人們。同時，也存在著更多在思想上慵懶松懈、不思進取且依然故我縱情於燈紅酒綠的生活當中的人類。
如果人類無法通過宗教信仰和教會活動改變自我。那麽，他是不可能徹底改變其目前所身處的環境。
回望古人所走過的信仰之路，豁然發現他們從不把觀念束縛在一個狹窄的天地，並勇於沖破自我束縛，虔誠地向淩駕於其上的至高存在進行禱告，以尋求指引和啟示，因為他們敏銳地察覺到他們所尋求的指引或啟示，是遠遠超越人類的思維與認知的極限。正如聖徒保羅曾在《羅馬書》7章24-25節
為了尋找到能治愈人類疾病的藥物時，大膽地向世人質問道：“誰能救我脫離這必死的身體？”他以為百分百肯定的語氣答道：“就是主耶穌基督。”
最後，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11章28節邀請你們：“凡勞苦擔重擔的人都到我這裡來，我要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向我學習；這樣，你們的心靈就必得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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